kaiyun下载app下载安装手机版 马航MH370迷雾重重 亲历家属煎熬等待的17天

（声明：使用《中国新闻周刊》文章需经书面授权）

MH370 延误背后的真相

在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多日之后，我们得知，其实在飞机失联后不到48小时，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就已经对MH370做出了飞往南北走廊的初步推测；

客机失联四天后，马来西亚政府收到了MH370航班位置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

直到第七天，所有搜救队在越南领海搜寻一周均无果后，马来西亚政府才宣布了这一消息。

以至于当马来西亚总理“首次”公布“南印度洋飞机失事”的消息时，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和更大的不满。

马来西亚政府为何一再拖延公布真相？驾驶飞机坠入南印度洋的“凶手”究竟是谁？

真相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飞机将永远无法返回家园，最终的搜救工作也充满不确定性。

等待 17 天

等待的漫长，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没人知道它何时才会结束。

记者 徐天

“砰。”张俊把手机扔在珀丽酒店标间的床上，“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2014年3月25日午夜，61岁的北京人张军（化名）坐在北京珀丽酒店的房间里，楼道灯、床头灯、落地灯、车头灯，每一盏灯都亮着。

手机又响了。张军从窗边的椅子上起身，接起电话。是儿时好友在微信上问他：“看了发布会了吗？怎么样？”看完后，他把手机放在腿上，后背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

静音的电视锁定在凤凰卫视，画面是几百米外丽都酒店二楼会议室里的一幕：一名昏迷的家属正被担架快速抬走。

电视机旁边，放着两个塑料袋和一个深红色的行李箱，这是他前一天刚从家里带过来的衣服，他已经等了17天了，准备在这里继续等很久。

但就在他愿意继续等待的时候，消息却意外到来。

两小时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张军63岁的妹妹张莉（化名）及其所乘坐的马航MH370航班上的238名乘客“坠入南印度洋”。

从等待到期待

在丽都聚集的马航失踪乘客家属中，张俊无疑是最冷静的一个。

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高声抗议，但张俊出现的时候，始终身躯挺直，面容严肃。

他把这部分归功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1953年，人生经历几乎与中国社会所有最重要的社会变革重叠；部分归功于他的专业——“我学的是哲学，我知道人生总会遇到生老病死，我们只能试着去接受这些。”

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张丽半个月前和朋友去了马来西亚，乘坐马航MH370航班返回北京。女儿已经移民美国，张丽一个人住在北京。四处旅游成了她度过退休生活的最佳选择。但她不需要张俊去机场接她。“我们都相信自己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张军从电视新闻中得知航班失踪的消息，仔细核对乘客名单后，立即给儿子打电话，从北京石景山的家里赶过来。虽然他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情绪，但还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没法开车。

来自全国各地的失踪人员亲属逐渐聚集在这里，丽都酒店二楼的家属等候区，聚集了多达四五百名失踪人员亲属，还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

丽都酒店二楼的多功能厅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现在被布置成一间简易会议室，几张桌子组成一个讲台，还有一排排棕色的布艺椅子。自MH370确认失联后的第三天起，马航就在这个会议室为乘客家属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

起初，每天吃完早餐后，家属们都会来到这里，坐在椅子上，等待马方人员上台宣布最新消息。有时候，上台的人是马航北京办事处的，有时候是马航总部派驻北京的代表，有时候是马来西亚驻华大使。

一开始，家属都对每一次新闻发布会都十分期待。

只要有人进场，家属们就伸长脖子向主席台那边望去，坐得远的又看不见，就只好站起来，看着那人热切地、安静地、敬礼地读着手中的文件。

发布会结束后，大家三四人一组坐在一起，对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

“我们的中国井冈山舰已经起航了。”

“我不知道搜索整个海洋需要多长时间。面积这么大。”

“好吧，等一下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等一下。我们还能做什么？”

然而几天后，他们开始发现，马航带来的消息大多是加快办理护照和签证，而有关失踪航班本身的真实信息只有八个字：搜救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人群。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数百个家庭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抱在一起哭泣，互相安慰和抚慰。最后开yun官网入口登录APP下载，他们开始谈论飞机上的亲人和自己的故事。

他们不愿意对媒体说起这些，却愿意互相倾诉，既是为了释放期待的紧张，也是为了在回忆中找到期待的动力。

“你老公真是个好男人啊！”

“我的儿子很出色。”

“他们应该能回来吧？”

“我会回来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事实上，意外的信息常常能让他们摆脱绝望。

飞机失联第二天3月9日上午11时许，乘客边景亮的弟弟突然举起手机，向在场的家属和记者大喊：“我哥手机通了！他在飞机上！”

原本喧闹的休息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三四百人自发的朝他涌过来，将他团团围住。

“是吗？再试试其他的？”旁边的家人低声建议道。

卞景亮的哥哥把手机调成免提模式，一个个拨打号码，“嘟嘟嘟”，嘟了三声后，电话突然断线。

“这是要连通了吗？”众人开始议论起来。

“听起来是这样的。”有人回答。

“电话是接通了，但是后来就被对方挂断了。”另一位分析人士说。

犹如一滴水溅到热油锅里，家属区沸腾了，“马航的人呢？快告诉他们，让他们定位，他们定位就能找到。”

另有两名年轻人站出来称，其亲人的QQ时常显示在线；另一名操着山东话的中年男子称，他还给搭乘失联航班的弟弟打过手机。

谁也没有明说，但他们的期待都指向同一个结局：或许MH370已经安全落地，乘客们也打开手机登录了QQ，但还没来得及向家人报告自己的安全。

张俊只是站在一旁，沉默不语。他说，他不信，或者说，他不敢。

在确认妹妹在飞机上后，他每隔几分钟就给她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永远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张俊走出了家属区，不行，还要再走远一点，走到酒店门口，来回踱步kaiyun体育登录网页入口，他已经戒烟六年了，可此时，他却向旁边的人要了根烟，抽了起来。

他说他不敢放弃自己的期望。

“我们不能这样等待，我们必须发声”

手机定位最终没有成功。

几天无果而终的等待所积累的不满情绪，在消息公布后终于爆发出来：“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吗？你们尽力了吗？”

身材中等、脸型圆润的北京男子吴良（化名）跳上桌子说：“我们不能这样等，我们要发声，要告诉全世界！”他找出两张白纸，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大家签名，我们联名起诉马航。”

第二天早上，“MH370祈福团”家属微信群成立，一小时内就有300多人加入。3月12日，几位自愿加入的家属开始筹备家属委员会，计划在适当的时候选出代表，接受家属的委托，共同应对华人、马来人和媒体。吴亮就是其中一员。

三天后，家属委员会正式成立，懂法律的人负责起草文件和声明，选拔逻辑严谨、言辞犀利的家属作为发布会发言人，懂英文的人负责对外联系，还有后勤、自媒体等专职人员。

或许是等待的厌倦，从那天起，家属们不再在每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他们想要直接参与搜救和调查。

“民用雷达的数据消失了，军用雷达呢？最后的数据是什么时候？”

“飞机最后一次联系塔台是什么时候？他们说了什么？”

“纳明到底在哪里？你们搜查过当地是否有可能的目击证人吗？”

这些质疑来自媒体、微博、网络，也有家属私下咨询专家后提出的问题。

家属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如果马方代表不回答，就不准离开会场。有时马方会当场联系吉隆坡，但更多时候是双方无言以对，双方默默对峙，最后不得不由保安人员出面营救。

此时，媒体对事件的调查也在一步步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信息不断被披露：失联时间逐渐延长、通讯系统并未同时关闭、客机可能已返航……在“过失说”、“坠机说”之后，家属也逐渐开始相信“劫机说”。

“受点苦也没关系，只要活着就好”、“希望劫机成功，大家都平安”。在微信群里，家属们用自己认为“不算太坏的可能性”来极力抵挡“最坏的可能性”。他们曾猜测，马航这几天之所以哑口无言，很可能是因为一直没能和劫机者成功谈判。

因此，当大家在失联第八天的3月15日中午收到当天下午将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时，普遍相信“谈判有可能成功”。

这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丽都饭店的家人聚集在会议室观看电视直播。

这一消息令人极为震惊：飞机最后一次与卫星联系的时间是3月8日上午8点11分，而非此前披露的凌晨2点40分；飞机通讯系统被手动关闭；飞机“返航”可能是机组人员故意为之。

同时，声明还给出了飞机可能飞过的两条狭长地带：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边境延伸至泰国北部地区，或印尼南部地区延伸至南印度洋地区。

马航商务高管休·邓利维（Hugh Dunleavy）随后出面发表声明：由于事件性质发生变化，信息发布将不再是马航的责任，而将由马方官员发布。

这话说得太出乎意料了，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暗暗的惊讶，让整个挤满数千人的会议室里，一时之间，没有一个人说话。

张军来晚了，没有座位，他拿了一次性纸杯，靠在墙上，面无表情地听完马云的全部讲话。他突然一口气把杯里的水全部喝完，然后把纸杯对折，再对折。

“太残忍了。”他说完就跑走了。

那些曾经顽固留下来、拦住马航代表并提出质问的家属，这一天没有再重复他们的常规工作。

“感觉紧张了好多天的神经，今天终于放松下来了。”一位来自南京的家属告诉记者。

“这是什么？”

“飞机上有10吨山竹！”

3月20日上午8点03分，北京家属刘静(化名)在微信群里抛出了这句话。

她看到媒体报道称，飞机上可以托运一些食物，于是便向马航核实。

至此，“劫机论”已持续五天，而“山竹”的出现无疑是个好消息。

一名家属立即回应：“听好了，如果马航真的发布机上有10吨山竹的消息，就说明飞机已经落地，机上人员有足够的物资生存。你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你们的亲人一定会平安回家。”

此时，距离失去联系已经过去13天了。

一些家属去了吉隆坡，但大部分还是选择留在北京。不去马来西亚的理由有很多：语言不通、去了就被动等待、远离祖国的无助，甚至有人说：“去了就没法看新闻了。”但大部分人的想法可能是：当真相扑朔迷离时，离事件中心越远，离坏消息就越远。

这也是一种自我麻醉，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愿意接受意想不到的结果，每一条新消息、每一条辟谣、“10吨山竹”都成为他们的麻醉剂。

即便当澳大利亚宣布找到疑似马航370客机残骸时，家属们也心存疑虑，“很多疑点都已经排除，这个肯定也能排除”，他们互相鼓励。

尽管澳方给出了怀疑的理由：疑似残骸所在区域恰好位于猜测的南向航线上；碎片长度约20米，十分罕见。

但短暂的迷茫之后，家属们很快又按照自己的逻辑继续猜测：

“这20米长的残骸会不会是迫降造成的？也许亲属还活着，等待救援？”

“不对，二十多米长的碎片怎么会漂浮在海面上？”

“是的，他们一定在某个岛上等着我们。”

等待，猜测，辟谣，自我麻醉，周而复始，直到3月24日。

当晚，张军早早吃完饭，回房间看电视。他是国安的铁杆球迷。晚上七点半，主场有一场国安和申花的比赛。不管是热爱还是放松，他都不想错过。

此时，吴亮和其他几位家委会委员也制定了第二天的题目，并一起去吃饭。

走回去的路上，碰见马方的人。“赶紧通知家属，晚上九点半大使要来开紧急会议。”

8点50分左右，微信突然响了起来，是家属委员会在群里喊话：“家属们赶紧去丽都酒店二楼，马方打来电话，大使9点半来开紧急记者会。”

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来得这么晚，而且这么紧急。有人回忆，马航失联第二天，马航商务总监休·邓利维就告诉所有家属，会收集家属的联系方式，一旦有马航370的最新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哪怕是当天凌晨两点，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发信息，在丽都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当时说道。

也许，今天就是休说的那天吧，张俊突然感觉浑身发麻，关掉电视，快步朝丽都酒店走去。

经过17天的等待，家属才知道该如何判断新闻发布会的情况。

“门口有多少警察？有多少辆救护车？如果数量不多，那就是好消息。”

“好像不多。”

“好消息，好消息！”

“我的心跳得如此之快，感觉一切都冻结了。”

九点刚过，偌大的会议室就已经坐满了，可就在发布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心却一下子凝固了。

9时27分，第一位家属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深感遗憾，我们不得不毫无合理怀疑地假设 MH370 已经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正如马来西亚总理在下一个小时将要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必须接受所有证据表明飞机坠毁在南印度洋。

越来越多的人收到了相同的短信，后来证实这是马航向他们承诺的短信平台。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大部分家庭成员听不懂英语，开始大声叫喊。

懂英语的家属简单翻译了一下：飞机坠毁在南印度洋，无人生还。

“难以置信”迅速充斥微信：没有残骸，没有证据，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但随后的新闻发布会内容与短信并无不同。

随着同声传译的最后一个词《南印度洋》响起，大厅第一排传来一声女声尖叫，坐在后排的人没听清，四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但短短几秒的时间，哭声便传遍了整个大厅。

警力和急救人员的数量悄然增加，几乎达到17天以来的最高水平。京顺路上，一排排警车顶上的灯亮起。大厅里，已有六七个人倒地哭泣。随着椅子被甩出的声音，家属们大喊：“骗子，你们这些骗子！”“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他是独生子，我们怎么活？”

张俊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突然想起日本电影《山的呼唤》里的一句台词：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当他摸到眼睛时，泪水已然止不住。他用那只手捂住眼睛，默默地让泪水顺着脸颊流下。一只手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这才发现，那是他的侄女，他姐姐张莉的女儿。在失联确认后的第三天，她就从美国飞回了北京。张俊立刻端正了表情，他知道，身后这个女孩还依赖着他。

急救担架将昏迷人员抬走；警察和保安迅速将空置的椅子搬走，防止再次被摔打；家属不堪忍受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边哭泣一边扶着走回房间；一位老太太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擦眼泪，周围的人不知道是该扶持安慰她，还是让她自己消化所有的怨恨，只能默默看着她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楼道的尽头……

愤怒情绪也在微信群里蔓延。

“没有黑匣子，没有飞机残骸，怎么能断定飞机坠海，无人生还呢？”

“如果他还活着，我想见他。如果他死了，我想见他的尸体。这现在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信，这绝对不是真的！”“不要放弃，坚持到最后，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张俊把侄女送回房间，然后步行回几百米外的珀丽酒店。

他再次打开电视，球赛已经结束了，他也没心思去关心结果，各个频道都在播报刚刚得知的消息，他把画面停在了正在播报丽都酒店新闻发布会的频道上。

虽然我刚从电视上观看了那次活动，但再次观看时，感觉那已经是遥远的事了。会场里几乎没有人。17天以来，充满喧嚣、批评、愤怒和不切实际的期望的现场第一次如此安静。

张俊的意识突然飘忽不定，他突然想起了六十年代末的北京，那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即将去宁夏五七干校当知青，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北京了，他走遍了京城，找到所有和自己吵过架、意见不合的人，向他们鞠躬道歉。

“道歉之后，我已经给自己和他们一个解释。”

北京初春的午夜，他独自回忆起近50年前的一幕幕，“我道歉了，事情已经结束了。”

然后他坐直了身子，“也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真的，真的。”

他没有说的是：从此以后，一切都成为老朋友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