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棋盘财神捕鱼官网版下载2023 中银研究：“十四五”时期我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挑战与策略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危机时代，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明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必然趋势。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中国主张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十四五”时期，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中国如何坚持全球化道路，通过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值得深入探讨。

一、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两轮危机中的作用比较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2008年，以次贷危机为起点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但面对危机，中国政府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凸显与中国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各国已形成以二十国集团为核心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核心是美国金融体系。中国积极参与化解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央行保持密切沟通，帮助全球经济转危为安。首先，中国在流动性危机期间没有抛售美国资产。危机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曾持有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由于两国磋商和对话，中投公司并没有恐慌性抛售美国公司资产。这一关键举措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对稳定市场和资产价格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复苏。为提振需求，中国政府出台刺激计划，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推动本国经济复苏。它还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第四季度分别萎缩7.1%和4%，但中国的强劲复苏带动了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在2009年10月开始复苏正增长。第三，中方支持推动二十国集团采取集体救助计划，增强国际金融机构应对危机的能力。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通过了1.1万亿美元的支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中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SDR债券向后者注资400亿美元。在随后的2012年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欧债危机提供了430亿美元。第四，中国积极参与协调危机后金融体系改革。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全球新一轮监管协调。中国与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使全球金融体系在危机面前更加稳定和富有弹性。最后，中国主张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深入改革，让发展中国家从这两个机构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获得更多利益。 2010年上半年世行改革中，世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提高到47%以上，同时启动了内部治理改革进程机制;通过IMF份额改革，发展中国家整体获得了超过6%的份额转移。

(2) COVID-19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十四五”时期，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大国对抗和冲突日趋尖锐。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几乎摧毁了此前建立的有效国际宏观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已被彻底侵蚀。

首先，美国在COVID-19危机期间实行“单边主义”。作为全球健康产业的重要成员，美国在COVID-19疫情最严重阶段减少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削弱了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 COVID-19 疫情。此外，出于其他利益考虑，美国拒绝与疫情控制较好的中国协调合作。相反，它削弱了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的交流，试图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中将中国一定程度地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分离。其次，主要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属于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金融体系脆弱的新兴经济体。量化宽松创造的大量流动性必然会向全球溢出，增加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第三，G20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空间相对有限。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比，COVID-19危机期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明显收窄。这客观上导致G20国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的行动能力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存在显着差异。远的。受此影响，巴西、墨西哥等G20中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受到较大冲击，出现创纪录的资本外流：仅2020年3月，美国就有分别为 118 亿美元和 187 亿美元。巴西股票和债券市场资金流出，墨西哥资本市场资金流出 70 亿美元。

二、“十四五”时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形势严峻

COVID-19疫情爆发后，发达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将增加新兴经济体的风险。 “十四五”时期，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尤为关键。

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COVID-19疫情爆发前，世界已开始出现经济疲软、重心东移、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国际治理机制失灵、大国竞争加剧等问题。 COVID-19疫情的发生和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疫情大面积蔓延的影响，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却深陷政治经济混乱的泥潭。 COVID-19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必将在“十四五”初期乃至更长时间内加速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第一，国际治理体系面临新变化。 “十四五”时期主要与美国总统拜登任期重叠。美国极有可能回归传统外交政策，回归多边主义，回归各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织。但一方面，美国综合实力减弱，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重塑国际治理体系的意愿和能力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传统盟友也面临经济复苏挑战。在不存在现实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各国更倾向于通过均势战略来维持国际治理体系的平衡。

二是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确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陷入“复苏困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各国反全球化声音愈演愈烈。 “国家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全球化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客观上加速了各国的内向思考和孤立。全球供应链固有的脆弱性已经凸显。停产隔离措施引发跨国产业链断裂，助长逆全球化意识。作为全球制造业出口大国，“十四五”伊始，中国面临的外需增长不确定性加大。

第三，全球治理中心东移。 “十四五”期间，美国仍是世界领先大国，但其疫情防控不力、选举交接过程混乱，导致其领导力和公信力大幅下降。过去一段时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将持续上升。全球治理重心再次开始从美国东移。包括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已取代八国集团成为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组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将在应对全球治理问题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是财政货币政策体系日益脆弱。当前，发达国家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流动性驱动的资本流动。以G4为代表的多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在疫情期间创出历史新高。债务赤字规模“无上限”增加，全球经济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严重的是，更多潜在的“明斯基时刻”可能到来，其溢出效应将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新兴经济体经济，增加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十四五”期间的外部环境将比现阶段更加复杂多变，但也有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一方面，疫情影响加速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收缩的进程。中国的市场规模不仅可以帮助自身完成内部循环开元ky888棋牌官方版，还可以为相关经济体产生正外部性。另一方面，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成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完善的话语权。因此，“十四五”伊始就做好战略和路径选择至关重要。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路径选择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手段和方法并不单一，可以随时间不断变化，充分发挥政策协调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敏捷性。中国仍有必要通过更加科学、分段的协调机制来改善当前的经济逆全球化趋势。

（一）坚持以G20为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

G20机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大国的协调。只有最大限度凝聚大国共识，G20才能成为可操作、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由于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对G20的战略考量存在较大差异，两大阵营在议程塑造等具体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只有牵头统一各成员国对G20发展方向的立场开元棋app官方下载，才能提高G20内部大国协调效率，从而提高G20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执行能力。中方应积极推动成员国对二十国集团作用的讨论和反思，鼓励各国通过协商谈判协调立场，达成政策共识。这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义务和责任。

当前，G20面临替代方案过多的困境，对未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框架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规划。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希望以G8作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这种保守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因此，一方面，中国应努力推动成员国就利用G20作为经济政策协调的主导机制形成广泛共识。重点推动中美良性互动，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沟通协调，推动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健康发展。在良性互动基础上，构建G20框架下多边合作共识机制，形成各方都能受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和秩序。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加强与新兴国家的联系，积极引导新兴大国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机制建设，克服G20内部分歧，争取集体利益。例如，可以凝聚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共识开元ky888棋牌官网版，加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制度建设。此外，由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难以发挥群体影响力，G20始终难逃被G7或G7等集团控制的命运。 G8。中国要协调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意见，在G20机制中发挥更大影响。

（二）加强中美经济政策协调仍是重中之重

美国仍然是中国“外循环”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是改善两国贸易摩擦。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严重影响了服务于相关产业链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尽管中美两国在少数领域的产业竞争不可避免，但两国在更多产业上的互补性仍然很强。两国应在贸易领域求同存异，通过细化沟通领域找到平衡两国利益的途径。我们要努力实现平衡，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逐步缓和两国贸易摩擦。

二是加强两国货币政策沟通与合作。在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的应对策略相对被动。在COVID-19危机期间，以美联储为首的世界主要央行实施了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2020年5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上涨近9%，发达经济体释放的流动性遍布全球。 2021年初，随着拜登推出新一轮1.9亿美元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将进一步恶化当前流动性泛滥的局面，推高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可能导致经济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该政策最终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中美双方应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加强沟通与合作，凸显两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共同性，最大限度发挥两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主导区域货币政策协调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相互贸易和投资。 “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加强区域货币政策协调。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

中国应在货币政策、外汇体系、金融监管机制等方面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政策协调。优先在该地区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互换网络。在2019年与“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8个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的基础上，通过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力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沿线国家双边互换和结算规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拓宽国际融资渠道，建立风险规避和危机管理机制，最终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充分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用，推动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人民币使用和区域货币合作创造空间。

（四）增强中方在协调机制中的话语权

当前，中国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中的话语权不匹配。一是综合经济实力与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不匹配。根据IMF份额计算公式，中国在IMF份额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较低。 “十四五”期间，中国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增强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整体话语权，推动增加基本投票权比例，减少“一“一票否决”事项、引入分类投票制度、完善SDR运行机制等，通过制度安排防范道德风险。其次，金融科技实力与金融科技标准和监管话语权不匹配。 “十三五”期间，中国在数字货币、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先的国家之一。 COVID-19疫情期间，新业态、新平台蓬勃涌现，持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路径。

我国应充分利用“十四五”期间金融科技的先发优势，参与下一代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提高我国在金融科技升级中的话语权。国际结算支付体系、金融科技国际标准和监管，为构建高效安全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