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yun体育登录网页入口 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

【摘要】在乡村振兴时代，探究媒体对于乡村文化生活的意义时，需要关注媒体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否充分发挥了“呈现”与“连接”的作用。本文以1949年以来乡村媒体的发展史为粗略轮廓，试图呈现一幅更为真实的媒体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图景。从广播到电视，再到以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乡村人在一波又一波的技术浪潮中被解放，从乡村叙事中的“他者”转变为自我表达的“主体”。这不仅凸显了农民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也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开始。然而，数字时代的新媒体传播能否真正重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仍值得深思。

【关键词】公共性；乡村文化生活；乡村振兴；媒体赋权

201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数字乡村是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我国要把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信息化发展，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整体水平。这是“数字通信”与“乡村振兴”的联姻。信息时代的乡村振兴不再仅仅关注村民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方面，政策的焦点也集中在村民的文化生活上，强调如何借助新媒体的力量，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释放村民的主体性，挖掘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1.媒体在农村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社会宣传的载体，“报纸应当反映社会各群体的典型画卷。现代社会中，公众越来越依赖报纸提供的信息来作出好坏的判断。这就要求报纸对社会各群体、种族、阶级、地域等作出现实的、正确的描述，使它们能够相互理解，避免因误解而引起群体间的冲突。”1具体而言，媒体在乡村文化生活中起着两个主要作用——呈现和连接。

第一，媒体可以呈现农村的文化生活。这种呈现不仅仅是关注农村农民事务，而应该在具体实践中公正客观地呈现农民形象，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让农民自己说话，凸显农民的主体性。但在实际的媒体生产中，一些媒体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本来应该是“三农”报道中的“主角”的农民反而成了“配角”，一些城市媒体甚至为了吸引眼球，呈现了更多丑化、疏远农民的负面信息。这样，农村和农民的形象就被被动地呈现，具体呈现出来的形象也是媒体主观选择的结果。

其次，媒体具有连接与整合的功能。一方面，媒体作为平台，可以连接个体，形成农村人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媒体平台讨论村庄公共事务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加强了村民个体之间的联系，强化了村庄内部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大众媒体可以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村民与国家联系起来，汇聚广大农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

因此，在乡村振兴时代，探讨媒体对乡村文化生活的意义时，需要关注媒体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否充分发挥了“呈现”与“连接”的作用。本文将对1949年以来乡村媒体的发展历史进行粗略的回顾，试图呈现一幅更为真实的媒体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图景。

二、广播时代：农民公共意识的觉醒

建国初期，是党和国家组织动员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时期。治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实体，特别是在形式多样、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乡村之间传播信息，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在交通条件和信息技术都比较落后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广播，无疑成为国家传达社会主义建设“共识”、整合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重要形式。1950年4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电台和广播网的决定》。随着这一政策的颁布实施，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广播电台和广播网。当时，广播的内容主要是国家政策、惠农政策等。广播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信息流通的速度和效果。 广袤土地上分布的村落与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广播从此正式参与到农村人的日常生活中。

农村广播作为国家的一种存在，成为连接村民个体与国家的“桥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广播可以动员村民，从而在精神上将农民与国家联系起来。当时，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于他们来说，广播比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的准入门槛更低，是一种更直接、更便捷、更有效的媒体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听广播已经融入了农村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奉化县南堡乡名山社的一位成员说：“每天不听广播，就和不吃饭、不喝水一样难受。”3

此外，在党和国家积极动员、通过广播联系农村群众的同时，地方性的村办电台也逐渐兴起。如长安县东柱村，全村只有一个人偶尔通过“屋顶广播”读《陕西农民报》的时事提要。农民反映，广播员识字有限，遇到生词就结巴，听不懂。从1955年开始，村里有4个年轻人主动承担起广播责任，每周二、四、六晚轮流播报国内外大事和村里的生产情况，受到群众欢迎。4个大队、生产队不仅会通过广播介绍时政、农事知识，还会邀请村里的业余剧团来弹唱，通过广播传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民在农闲时听听戏剧，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由此可见，一方面，有线广播在完成乡村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从上至下传递到全国各地，形成社会主义共识，将社会主义的形象逐渐植入村民心中，同时，村民也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地方化的广播媒体具有及时性、便捷性、新颖性等特点，不仅大大增强了广播内容的实用性和可及性，而且拉近了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心理距离，收获了大批农村听众kaiyun体育登录网页入口，激发了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始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农民的主体性和公共意识正在逐渐觉醒。

3.电视时代：农村社区逐渐原子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电视机逐渐在农村普及。电视媒体以其“双轨制”的信息输出模式，迅速渗透到农村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主导性”的大众媒体。电视在为农村人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播方式。然而，电视媒体固有的单向传播特性，使得村民在屏幕前成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电视成为村民窥视乡村外世界的重要窗口，但电视上呈现的世界与现实的农村景象截然不同。农村人在电视屏幕上获得的内容带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色彩，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市场化导向下，广告成为传媒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广告主的目标用户也成为了传媒业的目标受众。传媒业制作的内容自然倾向于消费能力更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而针对农民群体的内容却很少。农村人在看电视时，电视上展现的价值模式和生活场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悖，他们很难对这种具有城市中心特征的消费文化产生共情，很难产生共鸣。正如杨星星在采访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大阳普米族村时，村民说：“闲暇时看电视，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爱情、打斗、去‘高端’场所，都是城市里的东西，离我自己的生活太远了。”5

电视上即使有农村题材的作品，也都是从城市中产阶层的视角构建的，被浪漫化、景观化了。比如《向往的生活》的热播，让城市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但节目中呈现的农村世界，却是城市人对农村的浪漫想象。节目的主角都是来自城市的明星，而不是本地农民。当农民被忽视时，农村的主体就无法体现出来。6在经济利益导向的市场模式下，媒体资源自然而然地向经济地位更高、消费能力更强的阶层聚集，而社会底层的农村人却被忽视。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城市与偏远乡村的“信息鸿沟”越来越大，没有经济吸引力的农村成为信息稀缺之地。7

在忽视农民主体性的同时，电视媒体也在逐渐挤占甚至消解村庄社会的公共空间。电视重塑了人们的作息模式和交流方式，电视以廉价的娱乐内容占据了人们的闲暇时间，人与社会通过无线电波相联系，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坐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走出家门，聚集在村庄的公共空间，讨论村庄的公共事务。在传统的村庄社会中，村庄社区的整合需要村民个体的共同存在。由于生活在同一村庄的村民有着相同的社会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思维模式也大致相同，面临的问题也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很容易产生一定的共识或价值体系，从而指导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一致的行动。

王新民、王旭升在实地研究中发现，电视正无缝隙地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得村庄原有的公共空间日渐衰落。在传统的北方农村，有一种现象叫“饭市”，即村民吃饭时，不坐在家里的饭桌前，而是端着碗饭走出家门，聚集在村里的槐树下、祠堂等相对空旷的地方，边吃边聊，既可以缓解一天的劳累，又可以交流村内外的最新信息。“饭市”对每一位村民平等开放，信息和意见可以在这里流通，村民对村内公共事件形成统一的看法或意见。这种形式，已有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雏形。然而，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却摧毁了“饭市”，其功能也就消失了。 “结果，乡村社区记忆逐渐退居乡村社会生活的边缘，村庄社会记忆出现断裂，人们越来越原子化、异质化，村庄的空间和心理边界越来越模糊。”(9)

4.移动终端时代：赋能与公共重构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选择进城务工。村民开始分散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传统村落逐渐呈现出“离散化”、“空心化”、“原子化”的趋势。原有的村庄社区受到冲击，村民之间的社区意识逐渐瓦解，给村庄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农村主流媒体也逐渐从电视向移动终端转型。

在智能时代到来之前，一些村民和农民工已经开始利用短信、飞信、电脑QQ等方式加强联系。例如，丁伟主要研究了居住在深圳石厦村的游仙出租车司机的媒介使用情况，发现无线对讲机和非智能手机的使用不仅没有帮助这一群体开拓社交圈，反而帮助他们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维系了来自家乡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媒介的使用帮助这一群体在异乡营造了一个虚拟的“空中家园”，让在外漂泊的出租车司机们“抱团取暖”，共同抵御现代城市带来的不适和挑战，获得心灵上的慰藉。9

2010年以后，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网络平台为村民提供了开放、平等的发声渠道，让村民个体能够通过网络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讨论、进行舆论监督，实现了村庄内部主体的“共同在场”。由此，村庄内部关系经历了由“强连接”到“弱连接”再到“再强连接”的变化。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将“原子化”、“碎片化”的村民个体重新连接起来。与因学业或工作关系而创建的微信群不同，以村庄为单位的微信群成员在现实生活中彼此熟悉，甚至是亲属关系，以此为基础的线上交流是对原有“熟人社交”的延伸和补充。因此，以村庄为单位的微信群大多相对活跃。村民们在微信群中交流、交换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在村庄内部形成稳定的“虚拟社区”，实现了村庄内部的“强连接”。 村庄的公共交往空间也完成了由槐树下、祠堂、广场等现实空间向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转变。

这一变化在不少学者的实地调查中得到了证实。如牛耀红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冯村调查中发现，村民在微信群中交流表达十分活跃，会主动在群里发起关于村庄未来发展的线下活动，如清理河道垃圾、治理水源等，微信群成为村民讨论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场所。此外，冯村微信群还发挥着舆情监督的作用，村民会定期在群里讨论一些话题，话题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如讨论夫妻相处、孝顺父母等……（1.1）这一现象在高莎莎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作者主要观察了在昆明务工的少数民族群体对微信的使用情况，发现微信群总是比较活跃。 每天清晨，微信群里都会有一场“固定仪式”，以一小段公鸡打鸣的短视频开启新一天的互动，仿佛在传统村落时代，一声公鸡的打鸣宣告了新一天的开始。此外，笔者还发现微信群对传统仪式有重塑作用。比如，当村落举行婚礼、进行传统祭祀活动时，微信群成员会自发在群里“直播”，让远在异乡的成员也能实现“共同在场”，增强了村庄社区的凝聚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处于家乡与城市之间的游离地带，难以彻底脱离家乡，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这种漂泊状态使得这一群体迫切需要通过参加传统祭祀活动，与祖先、族人进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从而在虚拟空间中产生归属感。 关于微信群的舆情监督功能，笔者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小李在外打工时意外身亡，妻子拿到了80万赔偿金。但婆婆发现儿媳妇贪污赔偿金，还和别人“偷情”，便到儿媳妇家大吵大闹。不料婆媳打架的场面竟然在微信群里直播，村民们纷纷对此事发表意见，并对儿媳妇施加舆论压力。此事以小李妻子将20万块钱送给公婆而告终。“于是，村里的实体舆论空间和网络舆论空间通过微信实现了神奇的连接。”……（1.2）

此外，微信群的交流可以强化村庄内部群体的认同感和文化认同。例如，孙新如将目光聚焦少数民族村落，观察了云南普米族村落微信群的活动，发现很多村民会在微信群中转发与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相关的信息，在互动交流过程中表达对普米族文化的认同。此外，他们也会在群里讨论本民族和村庄发展相关的问题，话题包括如何改变村庄面貌、如何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建设村庄、如何实现村里脱贫致富等。……（1.3）

如果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平台是将乡村的公共空间转移到虚拟社区，那么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社区则为村民提供了更加开放的自我表达平台。在传统媒体时代，农村人是被记录的对象，没有话语权。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兴起，话语权逐渐分散，他们的积极性和主观性被激活，成为乡村叙事的主体。短视频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村民从无言的“他者”向自我发声者的转变。短视频中的农村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体准入权”，他们是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以“我”为中心讲述乡村故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展现农村农民的真实形象，也在网络空间形成一种身份认同。短视频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展现生活中的精彩片段。 此外，短视频制作技术门槛低，具有草根性、即时性、互动性、碎片化等特点，如今已成为农村人记录生活、展示劳动场景、传播风土人情的新平台。例如，“我的农村365”是三农类短视频的领军者，其背后是三位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农村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是视频内容的策划者和制作者，还直接出现在镜头前，以“农民”的身份与用户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不同于传统农民呆板、刻板甚至无知的形象，视频中的“主持人”有着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视频中，三位年轻人不仅展示农村的饮食生活，还关注农产品的种植，甚至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帮助村民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改善他们的生活。

短视频的火爆，不仅记录、观察了乡村的日常，也创造了讨论农村公共问题的公共领域。不少短视频用户将内容聚焦在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农村环境治理、精准扶贫、民间文化开发传承等话题上，以农村“主角”的形象展现现实乡村面临的困境，引发大家的关注与思考。快手用户“快乐小学”主要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他用短视频记录乡村教师、留守学生的学习生活，展现基层教育面临的困境。……（1.4）

当然，短视频平台在极大解放了农民话语权的同时，也给农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短视频领域的农民正在经历“数字异化”，逐渐成为服务于资本平台的“网络劳动者”。随着大量短视频平台的出现，用户和内容的竞争愈发激烈。为了鼓励更多用户生产和传播短视频内容，多数平台采用货币补贴的方式吸引用户，实现流量变现。然而，与短视频平台获得的巨额广告收益相比，用户获得的货币补贴简直是九牛一毛。金钱的诱惑和“名气”的巨大吸引力，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加入到短视频内容生产的行列，自发成为短视频平台的免费劳动力。然而，资本提供的微薄补贴与农民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他们便成了流量时代的“网络劳动者”。（1.5）。 此外，由于农民群体的知识水平和媒介素养有限，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流量，也会迷失自我，陷入“娱乐至死”的境地。2016年6月，X博士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底层的残酷故事：一款视频软件在中国农村》的文章，指出快手平台上的种种乱象。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短视频中那些新奇、低俗的表现确实不妥。比如，有快手用户直播吃灯泡、直播假慈善，甚至直播怀孕，这些不道德的内容引发了争议。

因此，短视频平台是否能真正赋能农民表达能力，数字时代的新媒体传播是否能真正重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仍值得深思。但正如威廉斯所言，“让希望成为可行的，而不是让绝望成为令人信服的”……（1.6），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尊重乡村的内生性，与电视时代相比，农民的表达权利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将得到极大提升。

麦奎尔说：“既然传播是一种基本权力，权力的拥有和实践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多元的基础上，尤其要尊重现有结构中弱势群体的权利，让人们参与到媒体的运作中来。”（1.7）纵观乡村媒体变迁的历史，从广播到电视，再到以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农村人在技术的浪潮中被解放，从乡村叙事中的“他者”转变为自我话语的“主体”。这不仅凸显了农民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也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开始。重塑乡村公共空间，绝不是站在精英主义的角度“替农民说话”，而是交出手中的话筒，通过权力的去中心化，让农民自己说话。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 在资本掌控的数字平台上，农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重塑和维系公共空间，还是会不自觉地沦为“数字劳动者”？

笔记：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方小红、贾兵，“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的建构——兼论衡量媒体“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学》2005年第8期。

（3）《宁波弥撒》第3版，1958年10月16日。

（4）姚沙，《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开yun官网入口登录APP下载，第60页。

（5）杨星星、孙欣如，《电视传播语境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构》，《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6）沙瑶，《欲望的人生：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主体》，《现代视听》2019年第5期。

（7）黄艾、熊璜，《大众媒体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互动与当下路径》，《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8）陈新民、王旭升，《电视的普及与乡村“米市”的衰落——对姑坡县大坪村的田野调查》，《国际新闻》2009年第4期。

（9）丁炜、田茜，《移动的家园：以新媒体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10(1.1)）牛耀红：“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公共性重构”[D]，南京师范大学，2018。

（11）高丽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情况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2）孙欣如、杨星星，《媒介社会中少数民族村民的沟通实践与赋权——以云南大阳普米族村落为例》，《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13（15））刘楠、周小浦：“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

（14）高丽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情况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5）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齐阿宏、吴小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封底。

（16）麦奎尔：《媒体效应过程》O. Boyd-Barrett & P.​​ Braham（主编），《媒体、知识与权力》[M]。Lodon，Routledge，107-180。